将他家乡延安府的惨状呈现在崇祯帝和群臣面前，每一个字都如同重锤击打在每
个人的心上。
马懋才奏称，去年延安府全年无雨，草木枯焦，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旱灾降临
在这片土地上。百姓们的生活陷入了绝境，他们开始争抢山间的蓬草为食。当蓬
草也被采集殆尽，饥民们只得剥树皮为食。随着树皮也被剥光，他们甚至开始掘
取山中的石块来充饥。这些石块性冷味腥，虽能暂时充饥，但不久便会使人腹胀
下坠，最终导致死亡。
饥荒之下，一些百姓选择了相聚成为「盗」，他们宁愿选择反抗而死，也不
愿坐以待毙。更有甚者，烧人骨为薪，煮人肉以为食。这些食人者不久后也会因
为燥热而面目赤肿，最终死去。死亡的人数众多，尸体遍布，臭气薰天，安塞县
城外不得不掘坑以埋葬数以百计的死者，但仍有许多尸体无法及时掩埋。
马懋才的奏章中，小县的惨状已经如此，大县的情况可想而知。一处如此，
其他地方的情况也难以乐观。百姓在这种绝望中，不得不相互牵连，走上了成为
「盗」的道路。而庆阳、延安以北的地区，饥荒的情况更为严重。
起义虽然遭受了重创，首领王二、王大梁虽先后牺牲，但新的起义者却日益
增多。四月初八日，起义军七千余人攻打三水，游击高从龙战败身亡，官兵伤亡
者达二千余人。这一战事再次证明了起义军的顽强和官军的脆弱。
在紫禁城中，崇祯帝听着马懋才的奏报，面色凝重。他深知，这场灾荒和起
义的蔓延，已经对大明朝的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崇祯二年，四月的朝堂上，云南道御史毛羽健的一道题本，如同一颗石子投
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毛羽健在题本中直指袁崇焕的" 五年复辽" 计
划，怀疑这不过是袁崇焕在崇祯帝的追问下，仓促间给出的答复。他认为，这一
计划缺乏深思熟虑，可能只是一时的安慰之言。
毛羽健在题本中提出了五点质疑，包括方略、兵制、粮运、局势和善后，要
求袁崇焕对这些关键问题给出明确的答复。他的质疑直截了当，不留情面，显示
出他对国家安危的深切关切和对袁崇焕计划的严肃审视。
毛羽健质疑袁崇焕的复辽方略是否切实可行，是否有详细的战略规划。他询
问袁崇焕对兵制的改革有何打算，如何确保军队的战斗力。对于粮草的运输和供
应，毛羽健要求知道袁崇焕如何解决远征军的后勤问题。他关心当前辽东的局势，
以及袁崇焕对敌我双方实力的评估。毛羽健还问及战后的安排，如何稳定边疆，
恢复生产，安置流民等。
袁崇焕接到兵部转发的毛羽健题本后，没有回避，而是在五月初六日逐条进
行了详细的回答。他的答复既有战略层面的宏观规划，也有具体执行的细节考量，
显示出他对复辽计划的深思熟虑和坚定决心。
袁崇焕阐述了自己的战略思路，包括筑城、练兵、明法度等，强调每一步都
是经过精心考虑的。他提出了改革兵制的方案，包括选拔精兵、加强训练、改善
待遇等，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对于粮草问题，袁崇焕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如改
善运输线路、储备粮食、就地屯田等，确保军队供给。他详细分析了辽东的局势，
对敌我双方的实力进行了客观评估，并提出了应对策略。袁崇焕也考虑到了战后
的问题，包括恢复生产、安置流民、稳定边疆等，显示出他的远见和责任感。
在答复的最后，袁崇焕再次向崇祯帝保证，他决不是" 空言恢复" ，而是有
着明确计划和坚定决心的。他承诺，自己将全力以赴，不辜负皇上的信任和期望，
誓要实现复辽的大业。
崇祯帝在接到袁崇焕的答复后，对袁崇焕的认真态度和详细规划表示满意。
他认识到，复辽非一日之功，需要时间和耐心，更需要像袁崇焕这样有才能、有
决心的将领。崇祯帝对袁崇焕表示了支持，鼓励他按照计划行事，同时要求朝中
其他官员给予配合和支持。
这次质疑和答复，不仅是对袁崇焕个人能力的一次考验，也是对大明朝复辽
计划的一次审视。它体现了朝中官员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和对政策执行的关注，也
展现了崇祯帝和袁崇焕对国家未来的坚定信念和不懈努力。
崇祯二年，五月。天空中上演了一场天文奇观——日食。然而，由于当时使
用的旧历法在推算日食时间上出现了误差，导致预测失准。这一失误让崇祯帝感
到不满，他考虑要追究钦天监台官的责任。
在朝堂上，礼部尚书徐光启站了出来，他上言崇祯帝，指出台官们使用的历
法是基于古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的方法，而在元代，这种方法也曾出现过日食当食
不食的情况。徐光启认为，这并不是台官的过错，而是历法本身需要改进。他建
议崇祯帝应该及时修订历法，并提出参用西方的天文学方法。
徐光启的建议得到了崇祯帝的认同。崇祯帝意识到，为了提高历法的准确性，
需要吸收和融合西方的天文学成果。于是，他下诏让外国传教士龙华民等人参与
编修新的历法，而徐光启则被任命为监督，负责整个修订工作的进行。
这一决策标志着西方天文学方法开始在大明朝得到应用。龙华民等人带来了
当时较为先进的西方天文学知识和技术，与明朝传统天文学相结合，开始了新历
法的编修工作。
徐光启作为监督，不仅要确保新历法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还要协调明朝和西
方天文学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他本人也是一位博学的科学家，对天文、数学、
农业等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编修新历法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涉及到大量的观测、计算和验证工作。在徐
光启的监督下，明朝和西方天文学家们密切合作，对天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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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心上。
马懋才奏称，去年延安府全年无雨，草木枯焦，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旱灾降临
在这片土地上。百姓们的生活陷入了绝境，他们开始争抢山间的蓬草为食。当蓬
草也被采集殆尽，饥民们只得剥树皮为食。随着树皮也被剥光，他们甚至开始掘
取山中的石块来充饥。这些石块性冷味腥，虽能暂时充饥，但不久便会使人腹胀
下坠，最终导致死亡。
饥荒之下，一些百姓选择了相聚成为「盗」，他们宁愿选择反抗而死，也不
愿坐以待毙。更有甚者，烧人骨为薪，煮人肉以为食。这些食人者不久后也会因
为燥热而面目赤肿，最终死去。死亡的人数众多，尸体遍布，臭气薰天，安塞县
城外不得不掘坑以埋葬数以百计的死者，但仍有许多尸体无法及时掩埋。
马懋才的奏章中，小县的惨状已经如此，大县的情况可想而知。一处如此，
其他地方的情况也难以乐观。百姓在这种绝望中，不得不相互牵连，走上了成为
「盗」的道路。而庆阳、延安以北的地区，饥荒的情况更为严重。
起义虽然遭受了重创，首领王二、王大梁虽先后牺牲，但新的起义者却日益
增多。四月初八日，起义军七千余人攻打三水，游击高从龙战败身亡，官兵伤亡
者达二千余人。这一战事再次证明了起义军的顽强和官军的脆弱。
在紫禁城中，崇祯帝听着马懋才的奏报，面色凝重。他深知，这场灾荒和起
义的蔓延，已经对大明朝的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崇祯二年，四月的朝堂上，云南道御史毛羽健的一道题本，如同一颗石子投
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毛羽健在题本中直指袁崇焕的" 五年复辽" 计
划，怀疑这不过是袁崇焕在崇祯帝的追问下，仓促间给出的答复。他认为，这一
计划缺乏深思熟虑，可能只是一时的安慰之言。
毛羽健在题本中提出了五点质疑，包括方略、兵制、粮运、局势和善后，要
求袁崇焕对这些关键问题给出明确的答复。他的质疑直截了当，不留情面，显示
出他对国家安危的深切关切和对袁崇焕计划的严肃审视。
毛羽健质疑袁崇焕的复辽方略是否切实可行，是否有详细的战略规划。他询
问袁崇焕对兵制的改革有何打算，如何确保军队的战斗力。对于粮草的运输和供
应，毛羽健要求知道袁崇焕如何解决远征军的后勤问题。他关心当前辽东的局势，
以及袁崇焕对敌我双方实力的评估。毛羽健还问及战后的安排，如何稳定边疆，
恢复生产，安置流民等。
袁崇焕接到兵部转发的毛羽健题本后，没有回避，而是在五月初六日逐条进
行了详细的回答。他的答复既有战略层面的宏观规划，也有具体执行的细节考量，
显示出他对复辽计划的深思熟虑和坚定决心。
袁崇焕阐述了自己的战略思路，包括筑城、练兵、明法度等，强调每一步都
是经过精心考虑的。他提出了改革兵制的方案，包括选拔精兵、加强训练、改善
待遇等，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对于粮草问题，袁崇焕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如改
善运输线路、储备粮食、就地屯田等，确保军队供给。他详细分析了辽东的局势，
对敌我双方的实力进行了客观评估，并提出了应对策略。袁崇焕也考虑到了战后
的问题，包括恢复生产、安置流民、稳定边疆等，显示出他的远见和责任感。
在答复的最后，袁崇焕再次向崇祯帝保证，他决不是" 空言恢复" ，而是有
着明确计划和坚定决心的。他承诺，自己将全力以赴，不辜负皇上的信任和期望，
誓要实现复辽的大业。
崇祯帝在接到袁崇焕的答复后，对袁崇焕的认真态度和详细规划表示满意。
他认识到，复辽非一日之功，需要时间和耐心，更需要像袁崇焕这样有才能、有
决心的将领。崇祯帝对袁崇焕表示了支持，鼓励他按照计划行事，同时要求朝中
其他官员给予配合和支持。
这次质疑和答复，不仅是对袁崇焕个人能力的一次考验，也是对大明朝复辽
计划的一次审视。它体现了朝中官员对国家大事的关心和对政策执行的关注，也
展现了崇祯帝和袁崇焕对国家未来的坚定信念和不懈努力。
崇祯二年，五月。天空中上演了一场天文奇观——日食。然而，由于当时使
用的旧历法在推算日食时间上出现了误差，导致预测失准。这一失误让崇祯帝感
到不满，他考虑要追究钦天监台官的责任。
在朝堂上，礼部尚书徐光启站了出来，他上言崇祯帝，指出台官们使用的历
法是基于古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的方法，而在元代，这种方法也曾出现过日食当食
不食的情况。徐光启认为，这并不是台官的过错，而是历法本身需要改进。他建
议崇祯帝应该及时修订历法，并提出参用西方的天文学方法。
徐光启的建议得到了崇祯帝的认同。崇祯帝意识到，为了提高历法的准确性，
需要吸收和融合西方的天文学成果。于是，他下诏让外国传教士龙华民等人参与
编修新的历法，而徐光启则被任命为监督，负责整个修订工作的进行。
这一决策标志着西方天文学方法开始在大明朝得到应用。龙华民等人带来了
当时较为先进的西方天文学知识和技术，与明朝传统天文学相结合，开始了新历
法的编修工作。
徐光启作为监督，不仅要确保新历法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还要协调明朝和西
方天文学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他本人也是一位博学的科学家，对天文、数学、
农业等领域都有深入的研究。
编修新历法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涉及到大量的观测、计算和验证工作。在徐
光启的监督下，明朝和西方天文学家们密切合作，对天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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