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短了一半，上学再也不用摸黑赶那趟
慢吞吞的巴士了。偶尔有县里的干部下来，在村口的小广场上开宣讲会，讲政策，
讲补贴，讲山货怎么往外销。老人们听得半懂不懂，却都愿意去坐一坐，沾沾那
份热乎气。

　　村口那家杂货铺，也换了新招牌。谷田阿婆的儿子从町里回来，张罗着把货
架重新粉了一遍，还添了台能刷卡的小机器。老人们围在店门口看稀奇，嘴里啧
啧有声，说这世道，到底是不一样了。

　　松本老师对这些变化，总是笑眯眯的。

　　「村子困得太久了。」她说，「如今雾散了，人也该透透气了。」

　　哥哥的腿，是去年治好的。

　　东京来了一批医生，说是支援山区的医疗。领队的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先生，
一进村，就直奔我们家，说早就听过「林岳」这个名字。他们给哥哥做了两次手
术，又盯着他做了半年的复健。起先哥哥还拄着拐，一步一停，从堂屋挪到院子，
要歇上两回；后来拐也不用了，只是走路时，左腿还留着一星半点儿的跛。

　　可那点跛，已经不妨碍他下地了。

　　复健那几个月，哥哥吃了不少苦。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在院子里扶着墙，一
遍一遍地走。嫂子就端着一杯温水，站在一旁，默默数着步子。有时哥哥走得急
了，腿一软，嫂子就上去扶住他。两个人谁也不说话，只是那么站着，等他把气
喘匀了，再接着走。

　　哥哥又能下田了。他弯腰插秧的时候，脊背还是那样挺，只是比从前松快了
许多。嫂子就站在田埂上给他递水，两个人有说有笑，像是一下子年轻了十岁。
我远远看着，忽然就想起两年前那个坐在窗边、眼神像两口枯井一样的男人，几
乎要认不出来。

　　有一回，我放学回来，看见哥哥蹲在院子里，正教小葵给一株新栽的茄子苗
浇水。他那只受过伤的左腿半曲着，蹲得不算稳当，却也没人扶。小葵学着他的
样子，把水一点点浇在根上，仰起脸，奶声奶气地喊「舅舅」。哥哥就笑，笑得
眼角的纹路都舒展开了。

　　那些东京来的医生，还跟町里的医院、各村的小诊所，办了不少学术交流。
大岳医生跟他们最谈得来，常常一聊就是大半天，末了总要咂一口那口古井里的
水，叹一句：山里的病，到底还是得山外的手艺来治；可山里的好，山外的人也
未必都懂。

　　我有时会想，如果两年前那个夜里，雾没有散，天没有开，我们这些人，现
在又会是什么光景。

　　可这念头，往往只在我脑子里停一瞬，就被风带走了。

　　因为眼前的一切，都太真实了。真实得让人踏实。

　　凌音还是那样，话不多，可走路时总会不自觉地慢下半步，等我并肩；阿明
还是那样，温温和和的，只是偶尔咳嗽，脸色却比从前红润了不少。哥哥和嫂子，
老师，还有满院子的孩子们……大家都好好的，热热闹闹地过着各自的日子。

　　我们三个之间，也还是那样。不必多说什么，一个眼神，就什么都懂了。有
时候凌音会突然停下手里的笔，看看我，又看看阿明，然后笑一下；有时候阿明
会在我们俩都熬不住、趴着打盹的时候，一个人默默把剩下的错题讲完，再把我
们的外套都盖好。这些细碎的小事，堆在一起，就拼成了这两年最安稳的样子。

　　有时候，我也会梦见一些零星的碎片。梦见浓得化不开的雾，梦见廊下摇晃
的纸灯笼，梦见一只淡白色的蝴蝶，从很深很深的夜里飞出来。但醒来时，窗外
总是天光大亮，凌音睡在我身边，呼吸浅浅的。我便知道，那些都过去了。

　　……

　　入夏之后，日子就一天比一天短了。

　　山里的风渐渐带了凉意，坡道两旁的树叶，先是绿得发亮，后来便一点点染
上了黄。松本老师把夏天的薄被子收起来，翻出秋天要用的厚褥子，在院子里晒
了一天又一天。日子这样过下去，好像也就这样过下去了。

　　八月中旬，录取通知书到了。

　　那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下午。邮差骑着他的旧摩托，颠颠地上山，按了两声喇
叭，把一个薄薄的信封，递到老师手里。信封上印着校名，端端正正。

　　早稻田大学。

　　三个汉字，把整个孤儿院都点燃了。

　　孩子们最先尖叫起来。小葵抱着凌音的腿，又蹦又跳；健一绕着院子跑了两
圈，嚷嚷着「出山喽、出山喽」；美雪和直人站在廊下，一个笑，一个红了眼眶。
老师捏着那三张录取通知书，看了又看，才终于笑出来：

　　「好，好。都考出去了。」

　　那一晚，院子里的灯，亮到很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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