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辽东籍，武举出身，崇祯十二年（1639）底任明辽东总兵官，在辽
东专擅一方。（1644）三月被明廷封为平西伯。三月初六日，明廷鉴于李自成农
民军向京畿地区胜利进军、北京局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令吴三桂入援京师。吴三
桂接到命令后，虽兵发京师，但行师迟缓，十四日抵丰润（今河北丰润县）时闻
京师失陷，即返师山海关。不久，他接到李自成的劝降信，心中犹疑未决：他一
方面因缺乏粮饷，兵力也不足，不足以和农民军对抗；另一方面因在辽东拥有大
量田庄和财产，担心投降农民军会丧失自己拥有的势力和地位。当他权衡再三，
决定自率精锐赴北京投降时，得知爱妾陈圆圆被农民军将领刘宗敏霸占的消息，
便以此为由与农民军公开作对。二十七日，吴三桂看到农民军大举进攻山海关的
迹象日益明显，派副将杨坤等携书信向清摄政王多尔衮「乞师」，书中要求与清
合师抵北京，「灭流寇于宫廷」，并给其土地、财帛作为酬答。多尔衮接信后，
立即复信说清军南下的目的要代明统治中国，如果吴三桂降清，必封以故土，晋
为藩王。吴三桂在收得复信时，农民军的大队人马已逼近山海关，此时已无讨价
还价的余地了，立即表示降清。吴三桂降清，为清廷打开了逐鹿中原的厦门，为
其最后夺取全国铺平了道路。
山海关之战后，李自成败归北京。崇祉十七年（1644）四月二十七日，他从
德胜门入东华门，原明廷一些官吏上表劝进，大将刘宗敏也说：「若不正大位，
即求还关中，不可得也」。李自成决定从速登基。二十九日上等，他在明皇宫武
英殿内即皇帝位，接受群臣的朝贺。定国号大顺，建元永昌，追尊七代祖妣为帝
后，立妻高氏为皇后。但这个匆忙的即位仪式实质上也是一个告别仪式。因为当
时北京城内严重缺粮，明朝残余势力待机而动，城外又没有援兵，加之清兵和吴
三桂军正在穷追不舍，于是李自成决定暂留几千农民军守城外，其他束装待发。
次日五更，他率领农民军出了阜城门，奔驰在回陕西的路上，永远地离开了北京
这座宏伟壮丽的古都。李自成离京后，北京又回到了明朝官僚地主手中。两天后
五月初二日，摄政王多尔衮在数万名清兵的簇拥下进入北京，并居武英殿称制，
开始了清廷对北京的统治。
李自成率领农民军离开北京、返回陕西时，曾携带明崇祯太子同行。刚出北
京，即遭到吴三桂的袭击，太子走失。于是，京师内外流传吴三桂拥太子入都的
谣言。崇祉十七年（1644）五月二日，原明官吏立崇祯牌位于午门哭临，并忙备
车驾仪仗出朝阳门迎接太子。不久，有数万骑兵到来，臣民仰视，却是清摄政王
多尔衮。正在惊愕间，清兵已大队入城。次日，故明官吏决定改换门庭，上表劝
进多尔衮为帝。劝进表虽成废纸，但多尔衮看到明官吏肯忠顺清朝，于是着意笼
络和留用明朝大小官僚。他采取的主要措施有：按帝礼为崇祯发丧，谥崇祯为怀
安端皇帝；地方官吏归顺者晋级，抗拒者予以严惩；明宗室来归者，不夺王爵，
继续享有特权；安抚百姓，废除明末三饷加派；继续镇压农民军，派平西王吴三
桂、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率兵兼程追剿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这
就使刚入关的清统治者很快取得了京畿一带官僚、地主的支持，北京的形势也得
到了初步的稳定。
多尔衮入据北京后，认识到要维护满族贵州的统治，除了笼络、控制和利用
汉族地主阶级外，就必须充分依靠八旗武装作为统治工具。为此，他把南城作为
民居，尽圈东、西、北、中城为八旗营地，并使八旗按方位分讯驻守，以环拱紫
禁城池。各旗在京城驻守的范围如下：左翼－镶黄旗在安定内门，正白旗在东直
门内，镶白旗在朝阳门内，正蓝旗在崇文门内；右翼－正黄旗在德胜门内，正红
旗在西直门内，镶红旗在阜城门内，镶蓝旗在宣武门内。
崇祯十七年（1644），清廷定都北京后，设立了步军统领（或称九门提督），
以统辖满、蒙、汉八旗步军营及九门官兵，同时兼管巡捕二营（南北二营）事务。
顺治十六年，清廷又添设巡捕中营，隶步军统领麾下。至此，步军统领的全称为
「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
崇祉十七年（1644）五月初三日，摄政王多尔衮在给故明内外官民的谕旨中
下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是为剃发令。汉人的习俗，原本是将头发
束在头顶；而满人的习俗，则是在头发中间编成发辫，垂于脑后，周围剃去。强
制汉人剃发，改变民族习俗，实质是要在精神上征服汉人，自然引起了汉族人民
的强烈反对。二十四日，多尔衮鉴于清统治尚未稳固，宣布收回成命，允许汉人
照旧束发。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五日，清廷在消灭了南明福王政权之后，认
为自己的统治已经稳固，再次颁布剃发令。宣布自布告发出后，京城内外军民限
十日内剃发，各省军民自部文到日起也限十日内剃发。剃发令措词极其严厉：
「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但是，这不仅没有吓倒
大江南北的汉民，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反抗情绪。广大农民、工商业者，有气节的
士大夫和中小地主、总分官僚豪绅，都坚决反对剃发。此后，随着清军的逐步深
入，江南各地更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剃发斗争。
崇祯十七年（1644）四五月，当崇祯帝自杀、明朝灭亡，以及清兵入据燕京
的消息传到南京时，陪都南京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明在南京的地主、官僚和军
阀为了逃避彻底覆亡的命运，议立新君。以马士英为首的实力派以武力相威胁，
拥立明神宗之孙、福王朱由崧。五月初三日，福王监国于南京，南朝政权由此建
立。五月初五日，福王政权以马士英、史可法等为东阁大学士，分江北为四镇，
由总兵刘泽清、高杰、刘良佐和靖南伯南得功分别驻守淮安、泗州（今安徽泗县）、
临淮（今安徽凤阳临淮关）、庐州（今安徽合肥），以屏障南京，防范农民军的
进攻。
崇祯十七年（1644），清兵定都北京后，满族贵族统治集团强制推行圈地、
缉逃人、剃发、屠城等民族奴役、民族压迫的措施，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一场
持续的、广泛的、有组织的民族抵抗运动。其中，一部分明朝遗民和其他地主阶
级及其知识分子标榜「君亲之尊」、「华夏之防」，打着恢复「大明江山」的旗
号，披发跣足，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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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专擅一方。（1644）三月被明廷封为平西伯。三月初六日，明廷鉴于李自成农
民军向京畿地区胜利进军、北京局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令吴三桂入援京师。吴三
桂接到命令后，虽兵发京师，但行师迟缓，十四日抵丰润（今河北丰润县）时闻
京师失陷，即返师山海关。不久，他接到李自成的劝降信，心中犹疑未决：他一
方面因缺乏粮饷，兵力也不足，不足以和农民军对抗；另一方面因在辽东拥有大
量田庄和财产，担心投降农民军会丧失自己拥有的势力和地位。当他权衡再三，
决定自率精锐赴北京投降时，得知爱妾陈圆圆被农民军将领刘宗敏霸占的消息，
便以此为由与农民军公开作对。二十七日，吴三桂看到农民军大举进攻山海关的
迹象日益明显，派副将杨坤等携书信向清摄政王多尔衮「乞师」，书中要求与清
合师抵北京，「灭流寇于宫廷」，并给其土地、财帛作为酬答。多尔衮接信后，
立即复信说清军南下的目的要代明统治中国，如果吴三桂降清，必封以故土，晋
为藩王。吴三桂在收得复信时，农民军的大队人马已逼近山海关，此时已无讨价
还价的余地了，立即表示降清。吴三桂降清，为清廷打开了逐鹿中原的厦门，为
其最后夺取全国铺平了道路。
山海关之战后，李自成败归北京。崇祉十七年（1644）四月二十七日，他从
德胜门入东华门，原明廷一些官吏上表劝进，大将刘宗敏也说：「若不正大位，
即求还关中，不可得也」。李自成决定从速登基。二十九日上等，他在明皇宫武
英殿内即皇帝位，接受群臣的朝贺。定国号大顺，建元永昌，追尊七代祖妣为帝
后，立妻高氏为皇后。但这个匆忙的即位仪式实质上也是一个告别仪式。因为当
时北京城内严重缺粮，明朝残余势力待机而动，城外又没有援兵，加之清兵和吴
三桂军正在穷追不舍，于是李自成决定暂留几千农民军守城外，其他束装待发。
次日五更，他率领农民军出了阜城门，奔驰在回陕西的路上，永远地离开了北京
这座宏伟壮丽的古都。李自成离京后，北京又回到了明朝官僚地主手中。两天后
五月初二日，摄政王多尔衮在数万名清兵的簇拥下进入北京，并居武英殿称制，
开始了清廷对北京的统治。
李自成率领农民军离开北京、返回陕西时，曾携带明崇祯太子同行。刚出北
京，即遭到吴三桂的袭击，太子走失。于是，京师内外流传吴三桂拥太子入都的
谣言。崇祉十七年（1644）五月二日，原明官吏立崇祯牌位于午门哭临，并忙备
车驾仪仗出朝阳门迎接太子。不久，有数万骑兵到来，臣民仰视，却是清摄政王
多尔衮。正在惊愕间，清兵已大队入城。次日，故明官吏决定改换门庭，上表劝
进多尔衮为帝。劝进表虽成废纸，但多尔衮看到明官吏肯忠顺清朝，于是着意笼
络和留用明朝大小官僚。他采取的主要措施有：按帝礼为崇祯发丧，谥崇祯为怀
安端皇帝；地方官吏归顺者晋级，抗拒者予以严惩；明宗室来归者，不夺王爵，
继续享有特权；安抚百姓，废除明末三饷加派；继续镇压农民军，派平西王吴三
桂、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率兵兼程追剿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这
就使刚入关的清统治者很快取得了京畿一带官僚、地主的支持，北京的形势也得
到了初步的稳定。
多尔衮入据北京后，认识到要维护满族贵州的统治，除了笼络、控制和利用
汉族地主阶级外，就必须充分依靠八旗武装作为统治工具。为此，他把南城作为
民居，尽圈东、西、北、中城为八旗营地，并使八旗按方位分讯驻守，以环拱紫
禁城池。各旗在京城驻守的范围如下：左翼－镶黄旗在安定内门，正白旗在东直
门内，镶白旗在朝阳门内，正蓝旗在崇文门内；右翼－正黄旗在德胜门内，正红
旗在西直门内，镶红旗在阜城门内，镶蓝旗在宣武门内。
崇祯十七年（1644），清廷定都北京后，设立了步军统领（或称九门提督），
以统辖满、蒙、汉八旗步军营及九门官兵，同时兼管巡捕二营（南北二营）事务。
顺治十六年，清廷又添设巡捕中营，隶步军统领麾下。至此，步军统领的全称为
「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三营统领。」
崇祉十七年（1644）五月初三日，摄政王多尔衮在给故明内外官民的谕旨中
下令：「凡投诚官吏军民皆著剃发」，是为剃发令。汉人的习俗，原本是将头发
束在头顶；而满人的习俗，则是在头发中间编成发辫，垂于脑后，周围剃去。强
制汉人剃发，改变民族习俗，实质是要在精神上征服汉人，自然引起了汉族人民
的强烈反对。二十四日，多尔衮鉴于清统治尚未稳固，宣布收回成命，允许汉人
照旧束发。顺治二年（1645）六月十五日，清廷在消灭了南明福王政权之后，认
为自己的统治已经稳固，再次颁布剃发令。宣布自布告发出后，京城内外军民限
十日内剃发，各省军民自部文到日起也限十日内剃发。剃发令措词极其严厉：
「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但是，这不仅没有吓倒
大江南北的汉民，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反抗情绪。广大农民、工商业者，有气节的
士大夫和中小地主、总分官僚豪绅，都坚决反对剃发。此后，随着清军的逐步深
入，江南各地更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剃发斗争。
崇祯十七年（1644）四五月，当崇祯帝自杀、明朝灭亡，以及清兵入据燕京
的消息传到南京时，陪都南京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明在南京的地主、官僚和军
阀为了逃避彻底覆亡的命运，议立新君。以马士英为首的实力派以武力相威胁，
拥立明神宗之孙、福王朱由崧。五月初三日，福王监国于南京，南朝政权由此建
立。五月初五日，福王政权以马士英、史可法等为东阁大学士，分江北为四镇，
由总兵刘泽清、高杰、刘良佐和靖南伯南得功分别驻守淮安、泗州（今安徽泗县）、
临淮（今安徽凤阳临淮关）、庐州（今安徽合肥），以屏障南京，防范农民军的
进攻。
崇祯十七年（1644），清兵定都北京后，满族贵族统治集团强制推行圈地、
缉逃人、剃发、屠城等民族奴役、民族压迫的措施，激起了汉族各阶层人士一场
持续的、广泛的、有组织的民族抵抗运动。其中，一部分明朝遗民和其他地主阶
级及其知识分子标榜「君亲之尊」、「华夏之防」，打着恢复「大明江山」的旗
号，披发跣足，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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