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10-10
第二章：柔弱母亲的迪拜漂流（第二至三天）
一
茉莉在飞机上度过了十六年来最狼狈的一段旅程。
起飞后不到一小时，她就开始晕机——不是那种剧烈到要呕吐的晕法，而是那种持续的、低强度的、让人浑身不舒服的头晕目眩。她的座位在靠窗的位置，本想像往常一样看看云层来缓解不适，但每次低头看那些缩小的地面景物时，胃里就会翻涌起一阵酸水。
她的腰还在疼。经济舱的座位空间狭窄，她的腰椎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弯曲角度，疼感从隐隐作痛逐渐升级为一阵阵的钝痛。她试过调整坐姿，试过把外套叠起来垫在腰后，试过站起来在过道里走一走——但走道上有空姐在推餐车，她侧着身子躲让的时候腰又闪了一下，疼得她当场吸了一口凉气，惹得旁边一位中年大叔关切地问她“要不要叫空乘”。
“没事，没事……”茉莉挤出一个笑容，扶着座椅靠背慢慢坐了回去。
到了中转机场的时候，她已经快要散架了。她拖着行李箱下了飞机，在中转大厅里寻找登机口——她的航班在C区，而她当前的位置在A区，中间隔着整整二十分钟的步行距离。
茉莉看着远处延伸的走廊，深吸一口气，开始了她漫长的跋涉。
她拖着行李箱走了大概十分钟，手臂就开始发酸了。这个行李箱不大，装的也不是什么重物——几件衣服、洗漱用品、笔记本电脑——但对她来说，拖着它在光滑的地板上走十分钟已经足以让她的前臂肌肉开始发抖。
她咬了咬牙，换了一只手继续拖。又走了五分钟，她不得不停下来靠在墙边休息，胸口起伏着轻微喘气。她看着走廊上那些推着大件行李健步如飞的旅客从她身边经过，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涩。
到了安检口，更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中转安检需要把随身行李放到传送带上。茉莉的行李箱虽然不大，但需要她双手一起发力才能把它抬起来放到传送带上。她弯下腰，双手抓住行李箱的提手，双腿微曲，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嗯——！”——行李箱被抬起了大约十厘米，然后她的手臂一软，箱子“咚”的一声又落回了地面。
旁边排队的人纷纷侧目。
茉莉的脸瞬间红了。她低着头，再次尝试——这一次她调整了姿势，把箱子先立起来靠在自己腿上，然后用大腿的力量往上顶——但还是不行。她的手臂肌肉在颤抖，腰部传来抗议的刺痛，她甚至能感觉到自己额头上已经渗出了汗珠。
“女士，需要帮忙吗？”
一个年轻的男声从她身后传来。茉莉回头一看，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背着双肩包，戴着耳机，看起来也是转机的旅客。他的眼神里没有恶意，只有那种“看不下去了想搭把手”的善意。
茉莉的耳根都在发烫。她张了张嘴，想说“不用了谢谢”，但那几个字卡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来。
“……麻、麻烦你了。”她最后还是红着脸说出了这句话。
小伙子二话不说，单手提起她的行李箱，轻轻松松地放在了传送带上。然后他冲茉莉笑了笑，把自己的双肩包也放了上去，然后走过安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茉莉低着头走过安检门，机械地取回自己的行李箱，然后拉着它快步走到了一个角落里，蹲下来假装整理行李——她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她此刻的表情。
她曾经可以单手提起二十公斤的装备箱。
现在她连一个不到十公斤的行李箱都抬不上传送带。
她蹲在那里，盯着行李箱的拉链头，久久没有动。
二
第二程飞机落地迪拜的时候，已经是当地时间下午四点多了。
茉莉走下舷梯的那一刻，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沙漠城市的傍晚依然热得像蒸笼，干燥的空气钻进鼻腔，让她的喉咙有一种被舔过的不适感。她眯起眼睛看着远处棕榈树掩映下的航站楼，只觉得一切都那么陌生——文字是陌生的，语言是陌生的，空气里的气味也是陌生的。
她没有时间感慨。她拖着行李箱，一步一步走向入境大厅。
入境的手续倒是很顺利——迪拜对中国公民免签，边检人员看了一眼她的护照，盖了个章就放行了。茉莉出了到达大厅，站在出口处，茫然地环顾四周。
接机的人群熙熙攘攘，举着各式各样的接机牌——有阿联酋航空的，有酒店的，有旅行社的。茉莉的目光在那些牌子上扫了一圈，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当然不会有。她在这里不认识任何人，没有人会来接她。
她掏出手机，打算先查一下附近有没有便宜的酒店，然后去办理入住，再想办法联系当地的华人社区或者领事馆。
就在这时，她的手机震动了一下——一条新短信。
茉莉低头一看，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没有保存联系人姓名。短信的内容只有几行字：
“欢迎来到迪拜。想要找到你的女儿，请按照以下指示行动：
第一步，从T3航站楼3号出口出来，走右边的行人通道到停车场C区。在C区第二排的白色丰田车的前轮下面，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的下一个目的地。
建议你在行动的时候扮演一名跛脚行人。迪拜的街头监控很多，请注意保持角色的一致性。
如果你不愿意配合，你女儿的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
茉莉盯着这条短信看了整整三十秒。
她的第一反应是愤怒——一种几乎要冲破胸膛的、要把手机砸在地上的、想要尖叫出声的愤怒。
这是绑架。这是威胁。这是有人在用她的女儿作为筹码，把她从一个国家引到另一个国家，像牵一只狗一样牵着她的鼻子走。
她的第二反应是恐惧——冰冷的、从头浇到脚的恐惧。发短信的人知道她什么时候到迪拜。知道她走哪个航站楼。知道她的手机号码。这意味着对方从她离开家的那一刻起就一直盯着她。这意味着——
茉莉猛地抬起头，四下张望。
接机的人群依然熙熙攘攘。没有人看她。没有人停下来。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拖着行李箱，打着电话，或者举着接机牌东张西望。
但茉莉知道，有一双眼睛，正通过某个摄像头或者某个窗口，注视着她。
她把手机放回口袋里，深吸了一口气。
“跛脚行人，是吧。”她低声嘟囔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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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柔弱母亲的迪拜漂流（第二至三天）
一
茉莉在飞机上度过了十六年来最狼狈的一段旅程。
起飞后不到一小时，她就开始晕机——不是那种剧烈到要呕吐的晕法，而是那种持续的、低强度的、让人浑身不舒服的头晕目眩。她的座位在靠窗的位置，本想像往常一样看看云层来缓解不适，但每次低头看那些缩小的地面景物时，胃里就会翻涌起一阵酸水。
她的腰还在疼。经济舱的座位空间狭窄，她的腰椎长时间保持同一个弯曲角度，疼感从隐隐作痛逐渐升级为一阵阵的钝痛。她试过调整坐姿，试过把外套叠起来垫在腰后，试过站起来在过道里走一走——但走道上有空姐在推餐车，她侧着身子躲让的时候腰又闪了一下，疼得她当场吸了一口凉气，惹得旁边一位中年大叔关切地问她“要不要叫空乘”。
“没事，没事……”茉莉挤出一个笑容，扶着座椅靠背慢慢坐了回去。
到了中转机场的时候，她已经快要散架了。她拖着行李箱下了飞机，在中转大厅里寻找登机口——她的航班在C区，而她当前的位置在A区，中间隔着整整二十分钟的步行距离。
茉莉看着远处延伸的走廊，深吸一口气，开始了她漫长的跋涉。
她拖着行李箱走了大概十分钟，手臂就开始发酸了。这个行李箱不大，装的也不是什么重物——几件衣服、洗漱用品、笔记本电脑——但对她来说，拖着它在光滑的地板上走十分钟已经足以让她的前臂肌肉开始发抖。
她咬了咬牙，换了一只手继续拖。又走了五分钟，她不得不停下来靠在墙边休息，胸口起伏着轻微喘气。她看着走廊上那些推着大件行李健步如飞的旅客从她身边经过，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苦涩。
到了安检口，更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中转安检需要把随身行李放到传送带上。茉莉的行李箱虽然不大，但需要她双手一起发力才能把它抬起来放到传送带上。她弯下腰，双手抓住行李箱的提手，双腿微曲，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嗯——！”——行李箱被抬起了大约十厘米，然后她的手臂一软，箱子“咚”的一声又落回了地面。
旁边排队的人纷纷侧目。
茉莉的脸瞬间红了。她低着头，再次尝试——这一次她调整了姿势，把箱子先立起来靠在自己腿上，然后用大腿的力量往上顶——但还是不行。她的手臂肌肉在颤抖，腰部传来抗议的刺痛，她甚至能感觉到自己额头上已经渗出了汗珠。
“女士，需要帮忙吗？”
一个年轻的男声从她身后传来。茉莉回头一看，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背着双肩包，戴着耳机，看起来也是转机的旅客。他的眼神里没有恶意，只有那种“看不下去了想搭把手”的善意。
茉莉的耳根都在发烫。她张了张嘴，想说“不用了谢谢”，但那几个字卡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来。
“……麻、麻烦你了。”她最后还是红着脸说出了这句话。
小伙子二话不说，单手提起她的行李箱，轻轻松松地放在了传送带上。然后他冲茉莉笑了笑，把自己的双肩包也放了上去，然后走过安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茉莉低着头走过安检门，机械地取回自己的行李箱，然后拉着它快步走到了一个角落里，蹲下来假装整理行李——她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她此刻的表情。
她曾经可以单手提起二十公斤的装备箱。
现在她连一个不到十公斤的行李箱都抬不上传送带。
她蹲在那里，盯着行李箱的拉链头，久久没有动。
二
第二程飞机落地迪拜的时候，已经是当地时间下午四点多了。
茉莉走下舷梯的那一刻，一股热浪扑面而来。沙漠城市的傍晚依然热得像蒸笼，干燥的空气钻进鼻腔，让她的喉咙有一种被舔过的不适感。她眯起眼睛看着远处棕榈树掩映下的航站楼，只觉得一切都那么陌生——文字是陌生的，语言是陌生的，空气里的气味也是陌生的。
她没有时间感慨。她拖着行李箱，一步一步走向入境大厅。
入境的手续倒是很顺利——迪拜对中国公民免签，边检人员看了一眼她的护照，盖了个章就放行了。茉莉出了到达大厅，站在出口处，茫然地环顾四周。
接机的人群熙熙攘攘，举着各式各样的接机牌——有阿联酋航空的，有酒店的，有旅行社的。茉莉的目光在那些牌子上扫了一圈，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当然不会有。她在这里不认识任何人，没有人会来接她。
她掏出手机，打算先查一下附近有没有便宜的酒店，然后去办理入住，再想办法联系当地的华人社区或者领事馆。
就在这时，她的手机震动了一下——一条新短信。
茉莉低头一看，是一个陌生的号码，没有保存联系人姓名。短信的内容只有几行字：
“欢迎来到迪拜。想要找到你的女儿，请按照以下指示行动：
第一步，从T3航站楼3号出口出来，走右边的行人通道到停车场C区。在C区第二排的白色丰田车的前轮下面，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的下一个目的地。
建议你在行动的时候扮演一名跛脚行人。迪拜的街头监控很多，请注意保持角色的一致性。
如果你不愿意配合，你女儿的安全将无法得到保障。”
茉莉盯着这条短信看了整整三十秒。
她的第一反应是愤怒——一种几乎要冲破胸膛的、要把手机砸在地上的、想要尖叫出声的愤怒。
这是绑架。这是威胁。这是有人在用她的女儿作为筹码，把她从一个国家引到另一个国家，像牵一只狗一样牵着她的鼻子走。
她的第二反应是恐惧——冰冷的、从头浇到脚的恐惧。发短信的人知道她什么时候到迪拜。知道她走哪个航站楼。知道她的手机号码。这意味着对方从她离开家的那一刻起就一直盯着她。这意味着——
茉莉猛地抬起头，四下张望。
接机的人群依然熙熙攘攘。没有人看她。没有人停下来。每个人都行色匆匆，拖着行李箱，打着电话，或者举着接机牌东张西望。
但茉莉知道，有一双眼睛，正通过某个摄像头或者某个窗口，注视着她。
她把手机放回口袋里，深吸了一口气。
“跛脚行人，是吧。”她低声嘟囔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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